緣起
這本書實在太有名了，聽說高中生都會讀。在我現在還蠻有空的時候，想說來讀一下，肯定很有趣。
本文目的
- 紀錄「萬曆十五年」提出哪些重要論點
- 從這些論點，引發了哪些思考，可與哪些思想對話
重點
本書共分為七章。前兩章可作為總論，從萬曆皇帝的角度切入明代，讓讀者對於明代有較清楚的觀念，了解有哪一些重要的出場人物，以及皇帝所面對的困境與不同時期的思維轉變。並從張居正的繼任者：申時行對於文官體制的觀察，以及行動方式，切入明代文官體制的數個特性：陰/陽性格、靜態性、道德治。這些都讓讀者對於萬曆皇帝有更立體的想像，能理解為何他從青少年的勵精圖治，到少年的無能為力，至最後的無為而治。萬人之上的皇帝，受制於文官體制的固定性格，而無法有所改動，曾經想作出改變的上上任皇帝即使盡力發揮能動性，整個國家也無動於衷，無法有所改變，面對在體制內的困境，配合自身的性格所致，更能理解為何萬曆之後的選擇。申時行嘗試在各方人馬之間的調和，雖然某個程度上使政局安定，卻也只是讓明朝苟延殘喘多些日子。
第三章則是描述在後張居正時代下，世局的轉變與發展。第四章則是在談由於立儲所導致的問題，同時也特別體現出道德治所帶出的困境。第五章則是從「海瑞」此特例，他無法苟同也不願加入文官體制的陰陽性格，甚至期待能以己身之力改變，因此被追求穩定性的文官體制剔除。第六章的戚繼光則是融入了文官體制的陰陽性格，然而受困於武官的職位特性：需要機動性應對敵人，這樣的機動性則不容於文官體制的穩定性。即便在正確時間有了貴人相助，他最後仍無法善終。在第七章則是帶出道德治所帶來的思想困境，使得當代思想家思維轉向。
本書當中提及了數個困境與結果：
- 皇帝與文官體制的緊張關係：後者的穩定性以及道德治，要求皇帝成為良好道德的象徵，教化人民的典範，而無需展現過多自己的特色。想有為的萬曆皇帝希望能在此情況下發揮自己的能動性，主動影響與改善環境，卻面對此等困境。最後使得皇帝採取無為而治的治理方式
- 文官體制內的緊張關係：擔任文官都是經過國家考試的人，接受四書五經的薰陶，熟稔書中所提的儒家思想，必須要以國家為重等思想。然而中低階的文官敘薪皆不高，頂多只能溫飽家庭，在此困境下，不少中低階文官選擇遊走在道德邊緣，以可議的方式獲得額外的收入。以國家為重的正派思想為陽，遊走在道德可議邊緣的為陰。在文官當中，並非一派人都是陽，一派人都是陰，而是每個文官多多少少都有陰陽兩面。這樣也造成了文官們會多多少少會傾向對自己有利的人選，同時也會希望能維持現有的狀況。這便造成了文官的靜態性格，比起大破大立，更傾向維持現狀。
- 文官與武官的緊張關係：文官的靜態性格在一般的治理狀況中可行，然而面對外患侵入的時候，這樣的靜態性格無法即時與有效的面對敵人。優秀的武官的價值正是能帶領軍隊有效地擊退敵人，能在正確的時空下達正確的判斷，擊退敵人。要達成此目標不僅需要有訓練精良的隊伍，還需要有優秀的後勤部隊給予錢、糧草、人員與武器的補給。這樣自成體系的軍隊，自然就成了文官的眼中釘。戚繼光則是幸運地找到賞識他的文官，並且合宜地遊走在陰陽性格之間，方得成為一代大將軍。
- 文官體系對農民社會的控制：文官體系雖然有衙門或是行政機構，但主要治理人民的方式，是讓人民儘量地合乎官方所宣傳的道德法則，以人民四書五經上的道德觀為準。在面對某些爭端時，利用人民內部機制解決，例如倚賴當地耆老或是重要仕紳的調停。在面對重要的罪責時，才會主動利用行政力量調停，然而審判的依歸仍是在於四書五經上的道德法則。過往的判案標準與法則，則留在過往，合乎官方道德的行為才是被准許的行為。
以上的困境皆與文官體制的不同性格有所關係：陰陽性格、靜態性、道德治。這些性格在面對不同行動者時，造就了整個社會結構，正是這些結構影響了明代之後的發展。萬曆在面對這樣的結構，深感政事上動彈不得，無從見得自己的行動能力，最終尋求能發揮自己能動性的領域。這樣的結構，不應單純歸因於文官體制的性格，並類比現代國家的公務員都不願意改變云云，而應視此結構為不同組織間的互動以及組織與制度互動下的產物。
對話
這本書採取有趣的切入點：從制度下手，細緻地描述不同組織的行動準則、思維模式，最後合理地說明事件如何堆疊致我們所看到的結果。說到制度，不得不提及在書中提及的兩套統治方法間的對比：「道德治」與「法律治」，前者是指以「道德法則」作為統治基礎，利用道德教化的力量，使人民接受官員的治理（或是接受皇帝的治理）；後者則是以「法律規則」作為統治基礎，國家的運作就是以法律的規定為準。作者考察明代主要的治理方式是「道德治」，因此即便有官方文件、衙門（判決機關）類似現代的公文、法院等機構，官員的言論與行為仍必須符合「官方宣導的思想」，因為如此才能滿足「道德治」的條件：因為上面的行為有德性，下面的百姓方得跟從。
「法律治」的基礎則完全不同於道德治的想法。作者初步認為法律治的內涵為：「依法律規則作為治理的標準」。對生長在現代國家的我們來說，這樣的想法並不陌生，然而我們卻對其內涵不是很熟悉，因為法律與道德都是可視為「規則」的話，則兩種治理方式皆為「依規則作為治理的標準。」法律治的特殊性則無從存在，此結論卻與我們的認知相衝突。對於「法律治」的想像，作者的想法似乎有所不足。法哲學家哈特（ H.L.A Hart） 則對於「法律治」有一番深刻的探討，或許可以補足作者對於法律的想像。
在此需要說明，為何不使用「法治」而使用「法律治」，因為前者的內涵更為複雜：其中認為法律內部應有些特質，包含依法行政、基本權保障等等之類的權力保留原則，或者是說法律自身必須擁有某些道德特質，方能讓該法律成為一部「真正的法律」（Lon Fuller）。法律治的概念則更為簡單：利用「法律」統治國家。根據維基百科，筆者認為法律治類同於「法制（Rule by Law）」，皆是描述法律治理國家此行為，並思考法律的本質為何。
哈特的「法律的概念」（The Concept of Law）當中，說明了法律是由初級規則以及次級規則組合而成的。初級規則是用來課予義務的規則，次級規則則是用以規範初級規則的規則。（p178，法律的概念，H.L.A.Hart）。換言之，初級規則規範我們什麼能做，什麼不能做。次級規則是對確認這些規則是我們共同要遵守的規則（承認規則）；次級規則是針對這些規則進行修訂（變更規則）；次級規則是應用這些規則進行審判（裁判規則）。每一個次級規則都是對單純的初級規則的補充，避免初級規則的缺失。擁有了初級規則與次級規則的結合，我們方得有法律制。
萬曆十五年則像是一面鏡子，讓我們看見一個只有初級規則而缺乏次級規則的社會運作樣貌。根據哈特的說法，每一個次級規則都是彌補初級規則的不完全。在明代，是沒有一個共同遵守的「典章制度」而只是以「四書五經」的內容與思想作為標準，缺乏任何的文件說明應該遵守的共同規則，此即為承認規則的缺乏，使得其他的次級規則缺乏實踐的基礎。書中也無提及任何能夠變更規則的方法，皇帝本身也受四書五經的思想規範，文官組織更是推動與實踐思想規範的主要力量，缺乏變更規則的社會，無法與時俱進，正如文官組織無法被動地隨著農民組織前進，更無法主動地增加商業相關規則，推動社會商業化。關於裁判規則，明代的確存在衙門或是大人這樣的角色，決定誰有罪並且動員行政力量緝拿犯人，然而並不是所有的事情都會進入衙門，而只有特定事項（例：殺人）才會進入衙門，進入到審判階段，其餘的爭議事項則是利用人民內部機制處理。如此調停爭議的方式，是不完全的，不僅因為並非所有事項都進入審判階段，缺乏針對審判階段的流程與資格規範，也缺乏主要的共同遵守的典章制度，而只是從思想來考量犯罪程度以及懲罰。
哈特的法哲學理論讓我們對萬曆十五年的法制有更詳盡的探討，對於法制有更精準的說明。這是個有趣的反思與對話，我們仍可得到下面的想法：
- 明代的制度絕非法治，連法制都稱不上。
- 明代缺乏法制，然而仍有辦法存活兩百餘年，看來法制並非唯一的統治方法。
- 缺乏法制的組織，更依賴組織與人的特性，會產生其獨自的結構，正如文官的陰陽性格與道德治的特性創造了特定的結構，大幅限縮皇帝的能動性，而首輔作為兩股組織的緩衝，其個性決定了事情的發展與走向。
後話
明代是否真的只是缺乏這樣的「法制」才滅亡，還是需要引入「法治」才能延長壽命，或許可以試想萬曆皇帝有黃仁宇（萬曆十五年的作者）以及哈特作為臣子，並且採用了他們的觀點，且實施在施政上，完備法制的條件，也就是補充合適的次級規則，使得初級與次級條件皆存在並結合，能延長明朝的壽命嗎？
除卻文官的陰陽性格以及靜態性格仍可能讓明朝滅亡，這樣的反事實思考，更關乎法律的有效性與統治的正當性此二主題，需要筆者在疏理哈特如何處理法效力來源，並且重讀萬曆十五年，方能解答此問題。
